高温津贴”最后一公里”：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的落差与出路

每年七八月，全国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对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而言，高温津贴的发放仍面临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平台责任边界不清等结构性难题。政策文本与执行实践之间的落差，折射出新就业形态下劳动保障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政策背景与制度框架

制度框架与执行落差

2012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时，用人单位应向从事露天工作和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以下（含33℃）的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各地具体标准由省级人社部门制定，存在区域差异。

在传统劳动关系框架下，高温津贴的发放主体明确——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清晰的劳动合同关系，津贴的核算、发放和监管均有据可依。这一制度设计在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行业中运行相对顺畅。

然而，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关系认定远比传统行业复杂。外卖骑手与平台之间可能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合作关系的多种认定方式，不同认定直接影响高温津贴的发放义务归属。这一结构性模糊，是高温津贴在新业态中落实困难的核心原因之一。

新业态从业者的现实困境

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其工作场景与权益主张之间存在显著矛盾。具体表现为：

• 工作场景分散：外卖骑手配送路线覆盖城市各个角落，难以像工厂工人那样集中管理，个体劳动者缺乏有效的集体协商渠道来主张高温津贴等权益。
• 法律关系模糊：网约车司机与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认定使得高温津贴的发放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部分平台通过补贴、奖励等形式间接回应高温问题，但这与高温津贴的制度性质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企业自主行为，后者是法定义务。
• 制度供给不足：这种替代性安排无法完全弥补制度性保障的缺失，也难以满足社会对公平劳动保障的期待。

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分类施策思路。这一政策为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保障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但具体到高温津贴等细分领域，仍需要更细致的制度安排来落地。

多方视角下的保障路径

从劳动者视角看，高温津贴不仅是经济补偿，更是对高温环境下劳动强度的认可。许多骑手和司机表示，他们更希望获得明确的制度保障，而非依赖平台的临时性补贴。稳定的预期比一次性的优惠更能提升职业安全感和行业归属感。

从平台企业视角看，新业态的用工模式具有灵活性特征，简单套用传统劳动关系框架可能影响商业模式运转。部分平台主张通过商业保险、弹性补贴等方式承担社会责任，而非直接发放高温津贴。这一立场反映了新业态用工模式的复杂性，但也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现实。

从监管部门视角看，如何在保护劳动者权益与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一些地方人社部门已经开始探索将新业态从业者纳入高温津贴保障范围的试点方案，但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尚未形成。地方探索的经验积累，为后续制度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

后续观察与趋势判断

高温津贴在新业态中的落实，本质上反映的是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度。随着新业态从业者规模持续扩大，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已从边缘议题走向公共政策的核心视野，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高温津贴只是其中一个切口，背后涉及的是整个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框架的重构。

未来值得关注的是，各地在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中是否会进一步细化新业态从业者高温津贴的发放标准、责任主体和监管机制。地方实践的积累，可能为全国性制度安排提供经验基础。同时，司法实践中对劳动关系认定的裁判标准也在逐步演变，可能为制度完善提供判例支撑。

新业态从业者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提升。行业工会建设、劳动者代表选举等机制的推进，可能为集体协商高温津贴等权益提供新的渠道。这一趋势的走向，将直接影响权益保障的实际效果，也是观察新就业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核心要点总结

制度层面：传统劳动关系框架难以直接适用于新业态，需探索分类施策的制度安排。

企业层面：平台企业应超越临时性补贴，探索更具社会责任感的长效保障机制。

社会层面：高温津贴落实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需多方协同推进。

结论

高温津贴在新业态中的落实困境，不是单一政策问题，而是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建设的缩影。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制度设计、平台责任和监管执行三个层面的协同推进。在缺乏全国统一制度安排之前，地方探索和平台自律仍是弥合政策与落实之间落差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